CCEHD推文 | 劳动力市场基于家庭责任的歧视: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的通讯审计实验

发表时间:2022-05-14 15:47:39 最近修改时间:2023-02-09 11:39:09

摘要:Haoran He, Sherry Xin Li 和 Yuling Han 于2022年发表于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的论文“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 Correspondence Study with Policy Change in China”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依据。文章利用我国2016 年从 “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突变,在大型互联网招聘平台对雇主开展了两轮通讯审计实地实验,将政策变化产生的自然实验与科研人员设计的实地实验相结合,清晰地识别了育龄女性的预期家庭责任与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可能面临的歧视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实验经济学;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CCEHD

CCEHD推文 | 劳动力市场基于家庭责任的歧视: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的通讯审计实验

(图片来源于网络)


题目: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 Correspondence Study with Policy Change in China

作者:Haoran He,Sherry Xin Li,Yuling Han

发表于: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22),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epdf/10.1086/719966


引言

2021年儿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三孩政策”登上热搜,引发热烈讨论。然而,社会各界对“三孩政策”推动人口增长的作用并不乐观,普遍认为生育政策的放开只是降低了“准入门槛”,高昂的育儿成本才是导致生育率下跌的罪魁。而真实的育儿成本,不仅包括女性产子之后面临的高昂养育花费职业发展阻碍,早在产子之前,育龄女性就会因预期家庭责任而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为了促进生育,政府出台了延长产假、生育津贴等一系列政策,力求保障在职女性的生育权益。然而,这些政策真的能够保障“她”安家立业吗?生育政策的放开会不会加剧招聘市场雇主对育龄女性的歧视,反而导致女性“不敢生、不愿生”呢?

Haoran He, Sherry Xin Li 和 Yuling Han 于2022年发表于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的论文“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 Correspondence Study with Policy Change in China”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依据。文章利用我国2016 年从 “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突变,在大型互联网招聘平台对雇主开展了两轮通讯审计实地实验,将政策变化产生的自然实验与科研人员设计的实地实验相结合,清晰地识别了育龄女性的预期家庭责任与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可能面临的歧视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背景

1979年,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84年,该政策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允许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家庭或父母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孩。2014年,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开,允许至少有一方父母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孩,即我们熟知的“单独二孩”。2016年,为缓解人口老龄化与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再续人口红利、优化人口结构,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开始施行,“全面二孩”时代正式来临。

1979 - 2016年中国生育政策变化时间线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至少有一方父母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简称“独生子女家庭”)相较于双方都有兄弟姐妹的家庭(简称“非独生子女家庭”)有了更高的预期生育率。“全面二孩”政策取消了非独生子女家庭不能生育二胎的限制,故而在不影响独生子女家庭预期生育率的前提下,增加了非独生子女家庭的预期生育率。本文作者正是利用“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突变,基于政策影响群体的异质性巧妙地设计实验,有效缓解了在以往识别歧视的实地实验中因方法局限性而有损研究的外部有效性的科研难点。

生育政策变化的异质性影响


研究设计与回归结果

本文作者充分利用生育政策变化所影响的群体异质性,开展了两轮通讯审计实验。第一轮于2015年5月至9月“单独二孩”政策期间设计实施,第二轮于2016年1月至7月“全面二孩”政策期间实施。

两轮通讯审计实验时间线

实验者在我国大型线上招聘平台“前程无忧”(51job.com)网站,选择位于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热门初级职位,投递年龄处于 22-29 岁之间的虚构简历,并在其中通过 2×2 随机外生的实验设计将求职者分为预期生育和家庭责任互不相同的四种求职者类型:女性独生子女(FO)、男性独生子女(MO)、女性非独生子女(FS)和男性非独生子女(MO)。虚拟求职者的性别与年龄均体现在简历的“个人信息”一栏,是否独生则体现在“自我评价”一栏。实验者在连续的4天中以随机顺序向每个目标职位投递上述4份不同类型的简历共 8848份,以不同类型的求职者收到面试通知的比例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作者通过对比政策实施前后育龄男性、女性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分别应用横截面双重差分、跨期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的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招聘市场雇主对预期家庭责任歧视的量化证据。

基于2015年第一轮实验的横截面双重差分结果显示,在单独二孩政策环境下,独生的女性求职者由于被允许生育二孩,相比于非独生的女性求职者,她们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显著降低5.3%,而男性求职者是否独生对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影响不大。这一结果与作者的假设相合,即“全面二孩”政策前,相比独生男性,独生的女性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歧视。

横截面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前后的跨期双重差分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后,雇主对非独生女性求职者的生育预期“优势”消失,相比于政策实施前,非独生女性求职者较独生女性求职者的“应聘优势”显著降低了7.5%,男性求职者无显著变化。接着,作者采用三重差分法,综合比较男、女性求职者是否独生在政策前后对招聘结果的影响,可以看出,相比男性,政策实施后女性非独生求职者较独生求职者的“应聘优势”显著降低8.0%。该结论验证了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生育歧视的存在,并为生育政策的放开将会加剧招聘市场雇主对育龄女性歧视的假设提供了实证依据。

跨期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探究女性年龄对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异质性影响,作者选取25岁为分界,分别针对22-25岁的女性群体和26-29岁的女性群体进行双重差分。选择25岁作为分界的原因,一方面是25岁为中国女性生育一胎的年龄中位数,25岁以后的女性更有可能生育二孩;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普遍将位于弱冠与而立之年正中的25岁戏称为“大龄剩女”的年龄门槛。基于女性年龄的回归结果显示,相比于25岁以下的女性,25岁以上的女性非独生求职者在政策实施后较独生求职者的“应聘优势”的降低程度更大,二者分别为-6.5%和-10.7%。该结论表明,生育政策的放开将会导致年龄较大的育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更为严重的歧视。作者在该研究的样本年龄允许的范围内,还分别采用了24、26和27岁作为分界,均得到了与25岁作为分界相似的结果。

基于女性年龄的异质性分析


误差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二胎政策宣布时,部分北京地区的数据还未收集完全,可能导致该地区第一轮实验的数据受到政策预期的影响。另外,由于15年的实验时间处于夏秋季,16年则为春夏季,跨期双重差分可能出现招聘市场淡、旺的季节性误差。除此以外,若所投职位的人事部门感知到我们的实验,也可能导致实验结果有偏。基于上述考量,作者对文章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纳入北京地区的数据后,实验结果依然稳健,4份简历的投递顺序以及人事部门可能对实验的觉察也未对结论造成实质性影响。

由于实验设计的特殊性,差分法的平行趋势假设很难得到计量上的验证。作者对同一时期在四个实验地区施行的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未发现能够对不同性别和是否独生群体产生异质性影响的其他政策。基于此,作者认为,平行趋势假设基本满足。


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从 “单独二孩”到 “全面二孩”的政策突变,通过投递虚拟简历的方式,在大型互联网招聘平台对雇主开展了两轮通讯审计实地实验,结合政策变化产生的自然实验与科研人员设计的实地实验,证实了生育政策的放开会加剧招聘市场雇主对育龄女性的歧视,而对男性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年龄较大的育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歧视。

本文聚焦于女性预期家庭责任变化所引起的生育歧视,这是生育歧视研究领域中较少涉足但十分重要的新方向,也为合理预期我国在 2021年5月出台的“三孩政策”的影响及对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基于实证结论,文章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是向企业等用人单位提供减税降费的政策激励,鼓励企业雇用女性员工;二是为新生儿家庭提供政策津贴和儿童照管服务,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撰文作者:付欲晓

校对:李溢

审阅:何浩然